但问题是，土地的被征收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广大的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农村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缘何要以牺牲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农民的生存保障为代价来扞卫少部分地区、少部分农户的利益？进而，对土地制度的设计仅仅是着眼于解决局部地区的当下问题，还是要从中国现代化整体战略的角度去统筹安排？对这些问题的各自回答正代表着对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不同认识，并预示着对制度走向的不同判断。
最后，还是回到本文的开头。无需所谓的文献综述，只要一个简单的线索就可以表明齐玉苓案在宪法学领域内带来的革命性跃进。
不要忘记，《联邦党人文集》也只是从第78篇开始才讨论法院问题。[iii]时至今日，虽然曾经激起这场大讨论的最高法院批复已经不复存在，但宪法学理论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当初的原点。[v]事实上，马伯里的迷思不仅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解美国宪政发展历史的主要范式，而且成为学者们建构中国宪政未来的理论基点。在阿克曼看来，美国宪法理论已经沦为了欧洲范畴的理论殖民地，这种植根于欧洲政治经验的宪法概念遮蔽了美国人对自己宪法的理解。举例说明，美国联邦宪法的第二条规定合众国总统必须年满35岁。
因此，宪法文本的研究绝不仅是查字典式的抠字眼，而应该是text、history与structure的一种结合。宪法不仅是作为宾语而存在的，它在有些时候还应该成为主语。[9]可参见易凌：《长三角海洋法规差异冲突与协调研究》，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2期。
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规定。然而在纵向的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实际过程中，不同层级的行政法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空间却被人为扩大了，其根源恰恰就在于纵向事权划分的结构性困境。一个理性的逻辑是：不论是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还是博弈理论都证明，事权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应当能够被尽量明确地划分并落实，只有享有特定事权的政府方有相应的制定行政法规范的权力，这就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同层级的行政法规范发生冲突的耦合点--同一事项。关于无效的情形，《立法法》第87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五种，即：超越权限。
又可称之为层级冲突，是指处于不同位阶的行政法规范之间产生的冲突。目前仅针对行政法规范内部冲突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这与行政法规范冲突研究精细化不足的现状有关。
四、行政法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行政法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不仅包括解决具体冲突环节的操作技术问题，更涵了括前置的预防机制和后置的评估备案机制。由此，笔者谨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特定法律事实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定，这是法律规范冲突的形式要件。这是指处于同一位阶的行政法规范之间产生的冲突，根据是否为不同机关制定，以及不同的制定机关之间是否具有隶属关系又可分为如下两类。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籍贯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何辉利：《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地方性法规冲突的解决机制》，载《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是人民法院在解决具体争讼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法规范冲突，二是相关行政主体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发现的规范性冲突，三是有权机关在对拟出台的行政法规范的审查、备案的过程中发现的规范性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地方进行类似或相关事项的立法时应当建立相应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这一点对于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额外重要的意义。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15条也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协调。一方面，除了《立法法》第8条所列举的10项专属于中央的立法事项以外，其余的立法事项实际上并未在中央和地方间作一明确的划分，这就为地方立法同中央立法的冲突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
当然，设立相应的独立机构无疑将更能够确保评估与备案的效率。最后，行政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协调问题。
因此，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其他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应包括决议、决定、命令（令）、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批复、和函共10种。如，针对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问题，《立法法》在第85条作了进一步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使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1]将这一冲突现象引申回国内法范畴可知，所谓法律规范冲突，即是指对同一法律事实，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作了不同的规定，并由此导致的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就会产生不同法律后果的法制现象。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事权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呈现筒型分布的特征，即各级政府享有事权的范围口径基本呈现上下一般粗的状态，这就大大平添了诸多实无必要的行政法规范总相冲突的可能性。第一，纵向层面的积极冲突，这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情形，即指不同层级的行政法规范就同一事项作出了不同规定并导致完全不同的适用结果。第一，同一机关制定的不同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之间的冲突、同一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同一省级政府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同一较大的市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务院作出的不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
这类冲突可从向度、积极与否等角度作类型划分，而立法主体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纵向事权划分的结构性失调以及行政立法权的纵向划分不当则是其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作为强调，谨对其实施逻辑描述如下：（三）行政法规范冲突解决后的评估与备案机制不同于立法过程中的评估备案，这里的评估备案指的是在行政法规范冲突发生并解决后，对于上述冲突处理过程与结果进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通过评估与备案的方式争取杜绝类似行政法规范冲突再次发生或为类似的行政法规范冲突的解决提供经验支撑，以此来逐步实现行政法规范冲突解决效率的提高。
第一，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规范冲突问题。[8]虽然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划分标准同前述两类冲突并不一致，但鉴于其重要性的考量，故此处特给予专门探讨。
倘若产生的法律后果相同或近似，则属于法律规范的竞合问题。因此，明确行政法规范冲突的内涵的首要前提，就是明确行政法规范的含义。
金伟峰、张效羽：《论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与省级地方性法规冲突的处理》，载《法治论丛》2008年第6期。第四，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这是法律规范冲突的实质要件。目前在我国这尚属立法空白。第二，规章之间的冲突，包括部门规章同较大的市的规章之间的冲突和省级政府规章同较大的市的规章的冲突。
除此外，作为一般法的不同于特别法、作为旧法的不同于新法等也有可能导致冲突的行政法规范之一方丧失构成实质冲突的可能。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因此，可建构一个以先行判断、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有权机关裁决等原则为指导，以预防机制、发现机制、解决机制、评估与备案机制为要素的立体式的内部行政法规范冲突解决机制。第二，纵向层面的消极冲突，这种情形较为少见，是指不同层级的行政法规范对于某一事项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者虽然存在规定，但却难以实际适用的情形。
这可谓是在实践环节对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的直接确认。而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淄博市被正式列入较大的市之列。
郑毅（1983-），男，汉族，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对上，它们是对宪法和法律进行细化、阐释、引申乃至补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规范的制定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和相对完备的技术支撑，这就决定了同一规范不同条文之间冲突发生的概率极低，微观的法律规范的冲突现象往往也就较少出现。其中最常见就是经国务院同意，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的有关行政管理的各类意见和通知以及国务院对下级请示的批复、函.[4]可见，所谓行政法规范冲突，其在本质上与一般意义的法律规范冲突并无不同，只是构成冲突的规范主体范围有所限定。
一般说来，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立法权的范畴应当与其相应的职权和责任相适应，而各层级立法权的明确划分则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了兼顾两种表述形式，这里暂且用法律（规范）冲突的表述。
这是基于一般的法律位阶理论而确定的上位法优先原则，通常将其视为依法行政原则的题中之义，即在下位法的原则、内容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执法机关应适用上位法而不应适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解决机制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以行根据政法规范冲突的解决原则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则对具体的冲突现象加以适用的过程。
而且，虽然规范位阶不同，但是由于制定主体之间却无法律上的隶属关系，因此这类冲突理应被视为横向冲突。[7]最后，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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